三星正式发布新一代高端旗舰Galaxy S23系列******
2月2日，三星电子正式发布新一代高端旗舰系列产品三星Galaxy S23 Ultra、Galaxy S23+及Galaxy S23，翻开了三星Galaxy智能手机超能体验的新篇章。此次，三星强大的影像系统融合更加先进的AI技术，带来了电影级视频创作等诸多创新功能；搭载的第二代骁龙®8移动平台升级版，不仅具备超强的AI算力，为未来打造的移动游戏特性与超疾速图形处理等，还可为玩家提供持续高能的移动游戏体验。秉承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三星Galaxy S23系列相比旗下其他手机采用了更多由可回收环保材料制成的零部件，力求通过先进的设计理念造就标杆级的创新体验。
三星Galaxy S23系列三星电子移动通信部门总裁卢泰文表示，三星Galaxy S23系列产品再次刷新行业标准，为用户带来可靠的优质体验。同时，也致力于将强劲的性能、持续的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环保理念融为一体，为消费者提供更高、更强的三星Galaxy体验。
2亿像素镜头搭配丰富的创意拍摄体验，令精彩影像不分昼夜
三星Galaxy S23 Ultra能够助力不同拍摄水平的用户轻松定格令人惊叹的画面，可以在不同的光照条件下呈现出超乎想象的画面细节。
三星Galaxy S23 Ultra三星Galaxy S23 Ultra突破性地搭载了2亿自适应像素传感器，令影像体验大幅升级。通过像素合并技术，可同时对多帧图像进行高分辨率处理，让用户轻松捕捉到超精细瞬间。三星Galaxy S23系列创新搭载了具备Galaxy Super HDR技术的自拍相机，支持双核疾速对焦功能。同时，还将前置摄像头的视频拍摄帧率从30fps提升至60fps，令自拍影像的流畅度显著提升。
为满足更多用户专业的拍摄需求，三星Galaxy S23系列带来了一套专属影像工具，能够通过设置更多拍摄选项来更好地展现灵感与创意。升级的Galaxy专属Expert RAW应用程序让用户也可拍摄出单反风格的作品，还能够拍摄出颇具艺术感的多重曝光照片，或使用天文摄影模式清晰地捕捉到壮丽的星空景色。
此次，三星Galaxy S23+与Galaxy S23将外观设计焕然一新，以标志性的悬浮感相机设计实现了全系列设计风格的统一，为Galaxy化繁为简的本真设计翻开新的篇章。
超强性能开拓未来移动游戏体验
对创作者和游戏玩家而言，挑战极限和冲破想象边界，往往需要更先进的技术赋能。此次，三星携手高通进一步优化Galaxy体验，带来迄今为止三星Galaxy最强悍、高效，同时也是骁龙最快的第二代骁龙®8移动平台升级版。三星Galaxy S23 Ultra还搭载了5,000毫安时(典型值)的大容量电池。
为了实现更接近真实的数字化效果，三星Galaxy S23 Ultra还将支持实时光线追踪技术，更早地推动未来移动游戏发展的主流趋势。通过这项技术，手机能够模拟并追踪游戏场景中的光线，呈现更加逼真的场景渲染效果。此外，三星Galaxy S23系列还搭载了更强大的Galaxy散热系统，让用户能够尽情尽兴地长时间驰骋在游戏世界中。
三星Galaxy S23 Ultra搭载6.8英寸(直角)曲面显示屏，并通过减小曲率带来了更平坦宽阔的视野，让用户能够获得生动且色彩丰富的视觉体验。另外，三星Galaxy的增强舒适度功能可调整屏幕的色调和对比度，帮助用户减缓在夜间观看屏幕时造成的眼睛疲劳；新一代Vision booster技术进一步升级，令屏幕在日光环境中的显示效果更加清晰。
秉承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环保设计
三星Galaxy S23系列在将品质提升到更高档次的同时，依旧践行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此次，三星Galaxy S23系列相比上代产品，从之前的6个应用于内部的可回收材料组件增至12个，并应用于内部及外部。同时三星Galaxy S23系列采用的回收材料种类，也比旗下其他Galaxy智能手机更多，包括消费前再生铝材和再生玻璃，以及废弃渔网、水桶和PET瓶子等消费后再生塑料。
东西问｜曾明：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再度引用“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激励奋进，引发热议。此古语出自苏轼名篇《思治论》，中新社“东西问”特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解读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中新社成都1月6日电题：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仅26岁的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疑问。苏轼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给出答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他写下“天下第三行书”与千古雄文《赤壁》二赋；晚年被贬惠州、儋州，依旧乐观旷达，留下华章无数。 在人生低谷，苏轼如何从“至难”转向“至远”？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苏轼为什么在《思治论》提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 曾明：苏轼一生，元丰二年(1079年)遭遇“乌台诗案”之前为前期，元丰四年(1081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之后为后期，中间两年可谓大彻大悟期。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风”，后期“江湖夜雨”。 《思治论》为苏轼26岁时所作，恰好是他“桃李春风”之时。当时苏轼出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已两年，他洞察民间疾苦、了解地方行情。在文中对当时朝政“三患”，即“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提出了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 在《思治论》中，苏轼还提出了“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一问。可见，“至难”和“至远”，在苏轼心中是辨证认识的。即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由难转易，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幼树会成林，溪流终入海。他坚信只要定下心思去做，就肯定能达到目标。  四川眉山三苏祠内的苏东坡的雕像。张忠苹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提出的哪些主张，对今日中国式现代化仍有参考之处？ 曾明：《思治论》全文虽只有2000余字，却清晰表明了苏轼早期的一些理念。他在文中表示，执政重民生，以人民为本；安定靠制度，讲规则规矩；太平须“活法”，应改革创新。 此外，《思治论》还提出“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其意为在目的明晰、规划周详的情况下，政策就应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只有这样，事业才能获得成功。 苏轼一生据“活”而变，从中看到了人世间的善。他明白“功业见于变”，认为“执一而不知变，鲜不厌者”，做到了“一”与“多”，“恒”与“变”的统一。苏轼主张渐变，而不是“突变”。苏轼“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的“通变”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祠。王磊 摄在文化方面，苏轼因“活”而新，从中发现了万物的美。他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这在诸多诗文中有言。《书吴道子画后》论作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评草书》讲书法，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苏轼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以诗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比如《雪堂记》等均缀以骚体，《观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呈现赋体文的特点，前、后《赤壁赋》等，打破成法以赋为论；《庄子祠堂记》等借“记”作“论”，使文章获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不拘法度，不断创新，苏轼对“活法”的创造实践，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而言，依然具有启示。我们要创作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让世界亲近中华文化，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华民族。  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内欣赏苏轼名作《潇湘竹石图》长卷。侯宇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有哪些华章，成于“犯其至难”？为什么艰难困顿之时，反而成就他艺术的辉煌？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 曾明：苏轼不仅将“活法”贯通于诗文词赋、琴棋书画，甚至待人接客之中，还实践在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遥之中。自然中的“烟雨”，生活中的“烟雨”，仕途中的“烟雨”，在苏轼看来，都是由“至难”向“至远”转换的必由之路。 不管“大江东去”，还是“明月几时有”，惬意欢喜、磨难坎坷，苏轼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在“至难”中依然能够保持从容洒脱、怡然自得的快意人生。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蛮荒之地儋州，他不绝望不怨恨，而是登高望远，享受绝美海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屡遭打击，沧桑羁旅，却仍有“人生如梦”的哲思，有“江海度余生”的豁达，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遐想。苏轼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包含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展现了最为健全、圆融，可信、可爱、可敬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几乎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所有期许。  观众在参观“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杜洋 摄从“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同样反映出，事不避难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码。 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经历了太多风雨坎坷。面对任何“至难”，我们始终迎难而上，这与中华民族昂扬的精神境界、宽容的理想格局密切相关。事不避难难变易，胸无“至远”易变难。新年新气象，中华民族人人都心怀“至远”的目标，就没有克服不了的“至难”。(完) 受访者简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任西南民族大学第九任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文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考索”等4项，出版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编、转摘、全文转载。先后获省部级一等奖6项、二等奖5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