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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 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西藏博物馆展出的西藏卡若遗址房屋遗迹复原微缩实景。来源:视觉中国

  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

  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 摄

  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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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BB毒株致病力如何?如何预防?张伯礼院士解读******

  近期,奥密克戎新变种XBB毒株引发各方关注。中国疾控中心4日发布信息称,我国短期内XBB系列变异株引发大规模流行的可能性低。那么,这一新毒株的特点是什么?致病力如何?会否引起二次感染?是否主要攻击肠道?该如何预防?引发二次感染怎么办?针对社会关切的热点问题,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

  关注点一:新毒株特点是什么?

  张伯礼:目前,国内有境外输入XBB.1.5毒株的报道,但仅在极少数入境隔离人员中检出,尚未在社会面上造成本土传播。

  从国外研究数据看,相较于BQ.1毒株和先前的BA.5毒株,XBB.1.5毒株的传播速度更快。纽约的一项研究显示,从发现毒株到达到30%的毒株感染比例,BQ.1毒株用了26天,而XBB.1.5毒株仅用了17天。

  XBB.1.5与同族的毒株不同,它有一个额外的关键突变F486P,使其具有更高的人ACE2受体结合亲和力,免疫逃逸能力更高。

  新型冠状病毒属于RNA病毒,由于病毒的遗传物质为单链RNA,结构不稳定,变异频率较高,在今后还可能会变异。

  关注点二:新毒株致病力如何?

  张伯礼:根据现有的研究数据,XBB毒株的致病力与其他亚系相当。新加坡去年10月至11月的XBB疫情高峰,并没有带来明显的死亡人数高峰。根据新加坡政府2022年10月14日发布的信息,没有证据表明XBB比以前的变异株更具有致病力。甚至与BA.5毒株相比,XBB的住院风险降低了30%。

  2022年10月27日,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声明,认为截至当前,没有数据支持XBB导致疾病的严重程度与BA.5存在显著差异。当前没有证据表明XBB毒株的致病力较其他毒株增强,也没有证据显示XBB毒株对胃肠道和心血管系统具有特殊的致病力。感染XBB亚型毒株的症状仍以呼吸道症状为主,主要包括发热、鼻塞、咽痛、头痛、疲劳等,与BA.5毒株的症状类似。

  关注点三:新毒株会否引起二次感染?

  张伯礼:二次感染新冠病毒的概率主要与人体免疫水平、病毒株变异,以及后期个人防护有关。目前XBB毒株和我国流行的BA.5有所差异,随着感染BA.5后一段时间,人体免疫水平下降,遇到免疫逃逸能力强的新毒株,再感染的风险会一定程度增加。

  不过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在新冠病毒感染后,人体免疫系统已在发挥作用。当前临床观察,感染后3到6个月内发生新冠病毒二次感染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免疫功能正常的人群在短时间内再次感染风险比较小,而且感染后的症状通常比第一次轻微,但也有个别报告症状会加重。

  关注点四:新毒株是否主要攻击肠道?

  张伯礼:部分感染了新冠的患者确实会出现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从国外的报道来看,XBB毒株也同样可能造成腹泻,但从目前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并没有出现更常见或更严重的迹象。XBB毒株还是以侵犯呼吸道为主,因而“XBB主要攻击肠道”的说法并不准确。

  感染新冠后出现腹泻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由于病毒感染肠道,引起了病毒性肠炎;也有可能是病毒产生的毒素诱发了胃肠功能紊乱;还有可能是药物引起的腹泻。新冠病毒感染造成的腹泻通常比较轻微,一般不需要药物治疗,短期内就能自行缓解。如果腹泻严重,则应补充丢失的液体和电解质,通常口服补液就可以达到治疗效果,而不是盲目服用止泻药、抗菌药。

  关注点五:新毒株该如何预防?

  张伯礼:对抗新冠病毒的“主力”是自身免疫力,因此,囤药不如囤“好身体”。调整好身体状态,注意休息,适量多饮水,多吃新鲜水果蔬菜,保证营养的摄入,保持良好的情绪,提高机体免疫力。

  对于新冠康复者,疫情期间预防二次感染最好的办法,仍是落实好防护措施,包括戴口罩、注意手卫生、勤通风、保持社交距离等,特别是对老年人和儿童“阳转阴”患者,应当保暖、尽量少聚集、保证良好的卫生习惯、注意营养饮食,增强免疫力,降低再次感染风险。

  感染新冠病毒后,康复者出现的一些持续性症状还需要积极干预,近三年来的诊疗经验表明,用中药、针灸、推拿以及传统功法等,能够促进患者愈后,改善乏力、气短等症状。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促进治愈者的身心恢复到较好的状态也有助于预防二次感染。

  关注点六:新毒株引发二次感染怎么办?

  张伯礼:如果出现再次感染,一定要首先分清“复阳”与二次感染。“复阳”发生在转阴后2至3周内,患者一般无明显临床症状,主要是体内残留病毒片段在排出过程中被检测出的阳性,一般没有传染性;而二次感染一般发生在首次感染后数月至一年内,相当于一次新的感染,一般有临床症状出现,并且病毒核酸载量较高,具有传染性。

  “复阳”患者无须再治疗,注意休息,合理膳食和营养即可。而二次感染的患者则需再次进行规范治疗,并严格做好个人防护,做好自我隔离,注意对家人、同事的保护,降低疫情传播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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